84年侯政去看望贺子珍提到当年的女婴贺子珍：要是活着有40了

  1984年贺子珍在医院养病期间，有个老战友来看望他，贺子珍向他打听了当年在长征路上一个女婴的情况。

  那个女婴不是别人，正是贺子珍留下的一个女婴，这个婴儿不是“毛毛”，也不是“毛金花”。

  贺子珍和共有6位孩子，第一个孩子出生于1929年，也就是后来疑似找到的毛金花，第二个孩子夭折，第三个孩子正是“毛毛”也就是毛岸红。

  后来在长征路上还生下了一个孩子，寄养在当地老乡家，后来下落不明。最苦的，莫过于这个女孩和毛岸红了。

  1932年，正是红军的艰难时期，蒋介石多次“围剿”中央苏区，小毛毛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的。

  在前线指挥，十分辛苦，这个新成员的到来给一家带来了无限的欢乐，常说：“等把我们的毛金花也接过来，两个孩子就有伴了。”

  所以当时常常把一个发卡带在身边，他告诉贺子珍说，这是给毛金花的礼物。

  贺子珍虽不是第一次当母亲，但在艰苦的革命年代，这是她第一次长时间陪伴自己的孩子，也是第一次在亲手抚养孩子中体会到母亲的伟大。

  每天回到家，小毛毛就会吵着说：“我要骑大马，骑大马！”便会俯下身子，让小毛毛骑在自己的背上，一边看书一边走路，真是其乐融融。

  那段时间，正好在东华山休养，他陪着小毛毛度过了珍贵的一段时光，在长征前，小毛毛已经快3岁了，已经会叫爸爸和妈妈的名字了。

  1934年中央决定长征后，小毛毛的命运发生了改变，当时贺子珍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，长征路上九死一生，带着孩子无疑是最不可能的。

  很多红军都是决定把孩子留下，等到环境稳定了再来接孩子，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母亲，贺子珍十分地不情愿。

  临走的那天，贺子珍特地给小毛毛做了一件小棉袄，作为给小毛毛的纪念，在前线的托人给小毛毛买了一把糖，算是最后的告别。

  贺子珍记得，那天她带着小毛毛去找贺怡，贺怡和毛泽覃已经决定留下来打游击，所以把孩子交给自己的妹妹贺怡。

  贺子珍转身以后，泪流不止，但现实不允许她这样留恋，就这样，贺子珍把小毛毛忍痛交给了毛泽覃。

  可是天不遂人愿，在兵荒马乱的年代，很多事情是难以预料的，长征开始后，毛泽覃因为一直在外打游击，曾把小毛毛交给傅连璋医生照看过一段时间，后来秘密送到了老乡家。

  贺怡虽然是毛泽覃的夫人，但她对此并不知情，当贺子珍得知小毛毛失去线索后，痛不欲生，因为这一个孩子陪伴了他们最久，这个2岁的孩子在的心里也印象最深刻。

  曾志等等战友回忆说，当年最后一次见到这一个孩子，都会在队伍里招手了，谁知道，瑞金一别竟然成为了永别。

  更加不幸的是，在长征前，贺子珍刚刚得知了一个悲痛的消息，邓子恢同志前来告知，毛金花也失去了下落。

  23岁的贺子珍，把所有的希望寄托了大家的身上，只有革命胜利，寻找孩子才有希望。

  贺子珍虽然年纪不大，但是在队伍中的资历算得上老大姐了，她把悲痛藏在心底，对战士们无时无刻地关心着，努力工作，阳光地生活着。

  据的妻子李伯钊回忆说，长征开始后，贺子珍怀有身孕，和其他女同志一起在休养连工作，她和等人十分友好。

  同在休养连的还有是董必武、徐特立、谢觉哉三个老前辈，贺子珍不顾自己的身体虚弱，把还吃的都留给老人，自己尽量少吃。

  她的精神让人很多记忆犹新，1935年，红军二渡赤水之后，贺子珍在行军途中突然肚子痛，医生检查后：贺子珍马上要生了。

  在贵州苗族的一个村庄，贺子珍突然脸色发紫，“要生了，要生了。”卫生员马上去请示董必武：“书记，那边有个老乡的窝棚，先到那里面生吧。”

  伴随着贺子珍痛苦的，大家把贺子珍赶紧抬到窝棚里，让警卫员放哨，卫生员和医生在里面接生。

  此时天上的敌机一直在巡逻，毛泽民的夫人钱希均也赶过来，守护在贺子珍的身边。

  董必武作为老前辈，也是十分为难，或许贺子珍早已经想好了怎么办，便把钱希均叫到身边说：“我衣服里有4块银元，把她放在老乡家里吧。”

  钱希均舍不得，刚刚出生的亲生骨肉，怎么说放就放呢，可是没有办法，临走时，贺子珍又拉住钱希均说：“我再看一眼。”

  钱希均马上把孩子放在老乡家，最后便带着贺子珍匆匆赶路了，她刚出生的孩子，只见了一眼便永远分别。

  当时钱希均抱着孩子来到一个老乡家，正好家里没人，这是一个孤零零的小草房，吊着的铜壶还冒着热气，贵州的房子都有个特点，建在半山腰上。

  侯政同志当时是总卫生部医政科科长，他回忆说：“把孩子洗干净后，我们用布包好，我和董老商量，写了个条子，然后放下一些银元。”

  至于条子上到底写了什么，侯政同志回忆，大概意思是，我们现在要去和敌人打仗了，为老百姓报仇，行军途中无法带着孩子，这个刚出生的小婴儿就放在你们家吧，等长大了也能为你们做点事情。

  到了驻地，闻声而来，他握着贺子珍的手说：“子珍，你受苦了。”贺子珍听着丈夫的安慰，泪水涟涟。

  董必武过来说：“主席啊，好险啊，子珍分别时，敌人的飞机刚来，差一点就……”

  虽然当时贺子珍没能对女儿说上一句话，可心里的酸楚是可想而知的。后来，她哀伤地说：“长征路上生的这个女孩子，我连看都没看清楚她长个啥样子，也说不清楚具体是在啥地方，送给了什么人家。不知道今天她还活着没有。”

  当时毛主席得知贺子珍把孩子送走后，是怎么说的呢，毛主席说：“你做得没错，我们只可以这样。我们干革命是为了造福下一代，而当时为了革命，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。”

  嘴上很乐观，实际上心里比任何人都难过，长征路上本来就十分艰苦，把积攒的9块银元交给警卫员陈昌奉，告诉他一定要给贺子珍买点好吃的，补补身子。

  贺子珍得知后，坚决从陈昌奉那里把银元要了回来。贺子珍认为长征的路还很长，对红军、对中国革命更重要，真正需要补养的是他，自己还能坚持。

  每到一个地方，贺子珍都会买点东西，给前线送去，感觉不对劲，这9块银元，是无论如何都买不回来这么多东西的。

  专门去询问贺子珍才得知，原来贺子珍把传家宝给卖了，贺子珍说：“我把我娘留给我的金手镯当了！”

  事已至此，只能说：“好吧，子珍把传家宝都卖了，我们肯定要取得革命胜利。”

  但是队伍走到贵州离盘县5公里的一个地方，这里山势险峻，按理说是不应该有敌机的，但是突然空中传来了敌机声，大家赶紧去隐蔽。

  当时的知情人回忆，贺子珍原本已经隐蔽好了，可能是为了去救伤员，从沟里冲了出来，把一个伤员扑倒在地，她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伤员。

  而就在那一刻，一颗炮弹落在了她的身边，等敌机过去，贺子珍已经到来躺在血泊中，不省人事。

  危急时刻，卫生员赶紧去找来了医生李治。李治为贺子珍做了详细的检查，发现她身上到处都是弹片，有一块弹片还从她的右背一直划到了右胳膊上，划开了一道又长又深的口子。

  贺子珍的头部、上身和四肢有10几处弹伤。虽然伤势很重，但在长征路上没有做手术的条件，医生只给她吃了止疼片，打了止血针，把表面的弹片取了出来，可依然有17枚弹片因为嵌得太深没能取得出来。

  当时有人建议把贺子珍留下，得知后下死命令，一定要把贺子珍带走，留在农村就没有希望。

  摇摇头说：“说什么呢，我和同志们绝不会把你留下的！”说完，眼角流下了悲痛的泪水。

  侯政对说：“主席，现在的农村缺医少药，把子珍同志留下就是送死啊。”

  毛主席坚定地说：“一定不可以留下任何一个同志，敌人是不会忘记我们的，但是他们永远阻止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！”

  是一个坚强的人，他的警卫员说，毛主席一生只在三种情况下流泪：一是他只要一听到穷苦人哭诉，每每会流下眼泪；二是自己的警卫员、通讯员牺牲时，他也会止不住流眼泪；三就是那天晚上为妻子的生死未卜而流下泪水。

  而贺子珍永远也不会忘记，那句铿锵有力的话：“就是抬，也要把子珍抬到目的地。”

  多年以后，贺子珍说：是毛主席救了我的命，如果那时候他同意把我留下，我就没命了。

  贺子珍虽然死里逃生，但是她无时无刻不再思念着自己孩子，知道新中国成立后，她仍然在惦记这几个孩子。

  新中国成立后，贺子珍曾对妹妹贺怡提起过要寻找三个孩子的下落，一个是小毛毛，一个是毛金花，还有一个就是长征时只见了一眼的女婴。

  在三个孩子中，希望最大的就是小毛毛，因为当时的小毛毛已经2岁多，有了一定的记忆。

  当年小毛毛就是交给毛泽覃的，贺怡为了这件事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，终于在江西找到线索，但她自己不幸发生车祸身亡。

  后来在江西省委的努力下，终于在当地找到一个和毛岸红的经历比较相似的孩子。即朱盛苔和黄月英抚养的孩子朱道来。

  贺子珍从照片和黄月英的口述中判断，这一个孩子有很大的可能性就是他的孩子小毛毛，但因为当时的判断技术不够，贺子珍只能凭借一个小棉袄，和相同的血型判断。

  事情传到北京后，毛主席也没有认出这一个孩子，只是说：“这一个孩子和小时候的毛泽覃很像。”

  但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也有个老红军说是自己的孩子，由于事情的复杂性，只能把孩子交给政府抚养。

  另外还有个孩子毛金花，那是1929年红军在打龙岩时，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生下了一个女孩，贺子珍为了不拖累孩子，便把孩子寄养在当地老乡家。

  直到1973年，当地政府派人调查此事，从贺子珍口中得知，毛金花左脚脚踝出有颗较大的痣，右膝盖前有俩较小的痣。

  最后依据各种线索，找到一个叫杨月花的女子，工作人员认为：这个女孩容貌似毛主席，举止像贺子珍。

  由于没有先进的判断一依据，只能从这些特征上认为这个就是贺子珍的第一个女儿毛金花。

  实际上，在长征途中，有5位女战士生了孩子：贺子珍和陈慧清是在二渡赤水前后，廖似光是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，曾玉是在从湖南进人贵州刚过老山界时，刘群英是在康西阿坝地区，但她们都不得不放弃做母亲的权力，从此再也没能找回这些遗失的子女。

  新中国成立后，在四川省古蔺县的白沙镇周边，流传着一个张二婆收养过红军小女孩的故事，贺子珍对此一直很关注。

  毛主席逝世后，工作人员在当地又进行几次调查，也说这件事确有其事，但毕竟线索很少，根据傅连璋的回忆，当时贺子珍分娩时，部队正准备过一个叫白山的地方。

  可能口音不同，但张二婆是住在白沙河边，给孩子取名秀珍。但因为线索很少，也并不能认定这个人就是贺子珍之女。

  所以贺子珍后悔当时没有给孩子留下点啥东西，并哀伤地说过：“长征路上生的这一个孩子，我都没有看清楚长的啥样子，也说不清楚是丢在了啥地方，送给了什么人家，我无法知道她的死活。”

  1984年初，贺子珍病重住院期间，老战友侯政曾去看望她，两个人说起了当年长征的故事，贺子珍又想起了那个可怜的女婴。

  贺子珍问：“最近有没这个孩子的线索。”侯政回答说，线索很少，估计是不好找了。

  随后，贺子珍喉咙硬咽，可她拼命地控制住自己，不让眼泪流下来，很久都没有说线日，贺子珍这位伟大的女红军，走完了她74年的辛酸路，离开了人间。

  她所生育的6个子女中有3个都因战争再无音信，作为一个母亲，谁能理解这种痛苦呢。